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新风向率先扑向东南沿海。1984年3、4月，“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于北京召开，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
这年年末开始，广州经开区、湛江经开区便分别从黄埔新港、霞山附近的荒滩蕉林里出发了；4年后，增城经开区从新塘附近的工业基地起步；紧随其后，惠州大亚湾经开区、南沙经开区相继成立……
一直到今年10月30日，国务院同意广州花都经开区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广东省国家级经开区的数量达到8个。
数据显示，全国200余个国家级经开区以千分之三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超过十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近四分之一的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
多年以来，这些经开区如同中国经济向外延伸的一块“人工岛”，它们从盐碱滩涂、荒山洼地拔节生长，靠着集中的优势资源先发展起来，成为各区域经济的脊柱，再以“小气候”影响“大生态”，发挥着外资导入、创新培育与机制探索的角色。这些先行先试的经验成功后便会逐渐被移栽到全国各地。
但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经开区的政策优势已逐渐式弱，其数量却仍在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开区如何继续发挥价值？新的定位又在何处？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认为，当下，各经开区要“断奶”，由靠政策“输血”发展转向靠自己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凭借多年延续下来的“敢为人先”作风磨练内功。
对广东而言，其外向型经济的基调非常大程度上是靠经开区奠定下来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自诞生起，经开区便承担着“吸引外资外贸”的角色。
例如，1984年，全国首部经开区立法《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便提出“开发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兴办生产性企业、科研机构”；1997年《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实施细则》也明确了湛江开发区“以引进外资为主”和“出口创汇为主”的功能。
同一时期，外商投资在中国高歌猛进，1990—1994年便较上五年增长12倍之多。
靠着减、免征地方所得税的优惠，百事可乐、安利、宝洁等世界500强相继落地广州开发区；南沙开发区则集聚了本田、丰田等全球知名车企……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直到“十三五”期间，黄埔、南沙、增城三大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仍占据了全市近6成比重。
即便在招商引资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粤东西北地区，湛江与揭东经开区仍取得了亮眼成绩。
近年来，靠着威立雅、可口可乐等世界500强以及巴斯夫为龙头的绿色石化产业落地，湛江在商务部公布的2022年度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排名中，从上年的112名跃升至第78名，今年前7个月实际利用外资实现了136.5%的同比增速。而在揭东经开区，2023年实际利用外资也增长超两倍。
除了引进来，经开区往往还成为中企出海的启航点。它们一早便兴办转口贸易，设立保税仓库，靠着早期的“三来一补”，为广东制造业积攒下技术和第一桶金。
1989年，揭阳一家家庭小作坊靠着2台简陋的转盘式鞋机起家，开始将回收的二手塑料加工粉碎并注塑成黑色塑料鞋。此后几年内，这家小作坊迅速成长为全国塑料家居用品第一外贸企业，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广州海兴控股集团。
“2002年，我们在榕城的厂房已经不够用，而揭东经开区的招工、交通优势及土地优惠有着非常大吸引力，于是集团就搬了过来。”海兴集团研发副总经理林壁鑫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外销占公司营收比重超过6成。近年来，公司又开始摸索跨境电子商务，新业务的年增速维持在20%以上。
海兴集团所在的揭东经开区，也寄望于跨境电子商务扭转传统外贸的颓势。揭东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吴国贤透露，当地正谋划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将本地的塑胶制品和预制菜产品进一步销往海外，也正好将揭东的物流优势利用起来。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看出，包括广州开发区、南沙经开区等在内，广东大多数经开区都同自贸区、保税区有着密切的联动或重叠关系。
其中以南沙尤为典型。2012年和2014年，南沙先后获批成为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形成了“三区一中心”的格局，赋予了南沙更为便利的货物贸易管理制度和宽松的外资准入限制，这也成为南沙新的动力。
广东医谷执行总裁谢嘉生分享了一个故事，园区孵化的一家公司需要从海外进口某些原料，初期，此公司只能委托中介机构采购。后来，它申请到了南沙第一张液体蛋白进口资质，采购效率提升了超一倍。接下来，广东医谷还计划利用南沙“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特殊身份，吸引更多港资、澳资和跨国药企落户。
2023年，广东省64个各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万亿元、进出口1.1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76.5亿美元，分别占全省15.5%、13.8%、34%、15.5%。凭借对外开放，经开区们一度以数倍于同时期中等水准的增速驱动着全省经济腾飞。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2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内外资结构发生调整，内资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上升为50.6%，超过产值一半。
以广州开发区为缩影，经开区的角色正在经历调整。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靠外资“短平快”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在外向型经济不稳定性陡然增加的国际环境下，经开区开始“反求诸己”，向内寻找“安全感”。与此同时，在经历数十年发展后，许多经开区也日益面临着资源约束、动能不足的烦恼。
吴国贤表示，揭东经开区的土地开发实际已接近饱和，“对土地要求大的项目我们都很难承接，近年来不少大项目都落到了新崛起的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去年年底，广州开发区出台广东首个“二次创业”政策措施；今年7月，珠海经开区“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进会召开，亦明确了以“新战略引领‘二次创业’新发展”……荣列各地经开区热门词条的“二次创业”，核心内容即是推进产业体系转型、盘活存量土地。
事实上，以广州、南沙、珠海等为代表，嗅觉敏锐且颇具地缘优势的珠三角经开区，几乎在每一次科技浪潮中都能够先行一步，并为全省孵化新的产业种子。
南沙生物医药产业的萌生便是一个鲜明例证。2014年，南沙区刚刚拿到国家级自贸试验区的牌子，而产业体系尚未来得及转变，这一年的南沙区政府工作报告仍然将航运物流、汽车制造等作为主导产业，广东医谷正是在这一年来到了生物医药领域几乎一片空白的南沙区，从一片弃置的传统汽配产业园中生长起来。
谢嘉生回忆，那时候，广州的医药资源在生物岛，医疗资源主要在越秀老城区，“我们只是预见到了自贸区政策的红利，如同拓荒牛一样来到了这里”。
广东医谷的到来为南沙带来了大量的生物医药项目。2018年，南沙区政府开始将生物医药列入当时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并于两年后发布了该领域第一个专项扶持政策——《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生物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如果说，南沙的故事透视了珠三角极富活力的产业体系——只要释放政策红利，市场自然会跟上；那么，揭东的故事则阐述了资源匮乏、举步维艰的粤东地区如何从传统产业的拖累之中脱身，寻找到新的主业。
只有17余平方公里的揭东经开区，存量土地几乎全部被金属、塑胶、食品、化工等企业占据。“长期以来，土地面积小，产业杂且未成规模优势，制约了揭东经开区的发展。”陈鸿宇认为，接下来重点是要扬长避短，找到自身资源禀赋。
“我们正在存量中找增量。”吴国贤解释，措施分两方面，一是着重关注存量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找到了装备制造这条新主业；另一则是推动不锈钢等传统产业向附加值更高领域创新升级，配套周边乃至珠三角的家电等产业。
在食品产业优势领域，燕塘即将落地，其计划在揭东打造一个日产600吨的生产基地，利用当地物流优势向东辐射福建。2023年，揭阳快递量全国第4。
找到主业后，招商思路也更加清晰和聚焦。吴国贤表示，揭东本土的巨轮公司有着几十年的机床、高精加工技术沉淀，现已被法国米其林等国际巨头列入全球采购供应体系，“我们计划将其培育成装备制造链主企业，日后实行产业链招商”。
10月30日，国务院再批准4个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至此，广东省国家级经开区数量达到8个，仅广州市便占据了4个。
经开区数量仍在增加，但同时，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其政策优势已日渐式微。
数据方面的反映更加直观。以广州开发区为例，1990年，其GDP占全市比重仅为2.2%。2010年代前后，这一比重达到高峰时期的15%多，而如今，该项数据又降回12%左右。与此同时，广州开发区经济提高速度也在回落，2023年仅有2.5%。
一方面，存量经开区更要有序协同，避免无效竞争。特别是，广州开发区要怎么样处理与新崛起的南沙、增城、花都等开发区之间的关系？
“是挤占资源还是互利共赢，完全取决于各区怎么样看待。”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熊卫国认为，未来趋势一定是多中心式发展的，但各经开区发展阶段不同、优势各异，“《广州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的策略》已于今年初尘埃落定，‘主抓黄埔，开拓增城，开发南沙’，各区定位已经一目了然”。
在他看来，几区相互之间互补性很强，可完全产业共建。例如，集成电路领域，粤芯与增芯的应用场景、面向市场便不相同，以此来实现错位竞争和互补。
另一方面，经开区的角色定位也开启转变。受访专家这样认为，经开区的使命本就是带动更大范围崛起，其增速回落属于正常现象，大势所趋一定是各地均衡发展。因此，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这也代表着，经开区经济稳步的增长引擎的使命已经完成。
“过去个别地区靠零地价将企业吸引过来，之后又因没钱完善配套无法留住企业。”熊卫国认为，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将终止这种“赔本赚吆喝”式的恶性竞争，未来，经开区的发展势必将越来越考验服务和生态。
提及营商环境与体制机制创新，便无法绕开广州开发区“敢饮头啖汤”的勇气。1987年12月，广州开发区率先实行了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成功出让了全国第一块工业用地。这一小步很快牵动了更大层面的改革——次年，七届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确认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此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广州开发区便提出“一切为了企业”。近年来，围绕营商环境，这里形成了一批可在全省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信任筹建”、知识产权多层次融资……
微观层面的感受或许更为深刻。受益于广州开发区“项目筹建合伙人”机制，孚能科技广州基地从去年9月打下首桩到试投产下线仅十个月。在开发区扎根19年的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被选为营商环境观察员，公司副总经理陈长兴表示，开发区已形成了问题诉求收集、交办、解决、反馈、评价的全流程闭环。
营商环境连着民营经济的信心，而后者构成了广东经济的基本盘。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主体占全省经营主体的96%以上。陈鸿宇认为，当下，中小非公有制企业抗御风险和“稳定器”的作用已进一步凸显。
揭东经开区也在不断的提高办事效率。吴国贤透露，揭东正在争取更多赋权，期望市里能下放土地出让等审批权限，以更好服务项目快速落地。
近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全面修订，重点突出放权赋能，将“能放则放”原则写入法规，明确广州开发区管委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项目引进、土地开发、行政审批等方面，开发区将享有更大自主权。
“我们最怕‘没有远虑的近忧’。”熊卫国表示，开放、创新、改革永无止境，只要不抛却这一初心，开发区便永远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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